64年刘亚楼回忆平津战役：毛主席要敌人怎样行动，敌人就怎样行动

在1948年11月打响的平津战役中，刘亚楼曾担任东北野战军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对这场战役的过程十分了解，也很清楚毛主席在这场战役中的运筹决策是多么高明。

1964年，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在接待外国军事代表团时，十分详尽地向他们讲述了平津战役的全过程。

哪怕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刘亚楼仍然对毛主席在这场战役中运用的高超的谋略记忆犹新，并且心里敬服到了极处。

他有些激动地说：“毛主席非常英明，敌人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他要敌人怎样行动，敌人就怎样行动， 要傅作义的35军出来，35军就出来。”

常言道，制服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摸透对手的心思，然后再行动。回顾历史的陈迹，在平津战役中，毛主席曾经多次摸透敌人的心思。

那么，在整场战役中，毛主席是如何在西柏坡的窑洞里，作出正确的部署，决定几百里之外的战场上的胜负呢？

事情要从1948年讲起。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至此，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全部被我军消灭，东北全境解放。喜讯传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喜不自胜。

11月3日晚上，毛主席的厨师做了一些比平时丰盛的菜肴，有米粉肉、酸菜炒肉丝、鱼、斑鸠等。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一起围着桌子坐下，大家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饭，共同庆贺这一巨大的胜利。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灵活部队。中央军委、毛主席以及在关内浴血奋战的我军都翘首以盼地期待东北野战军入关。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东北野战军的实力和战力在我军中是数一数二的。他们入关后，必定会给我军注入一股更强大的力量。

时间回溯到1945年。1945年，我军派遣到东北的兵力一共十几万，不足二十万人。在三年的时间里，在东北的我军不断增加，到1948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万人。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壮大，以及战场上严酷的锤炼，东北野战军的兵力更加强盛，战斗力也更加强大。

通过1948年杜聿明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从侧面了解东北野战军的战力。

1948年11月6日，杜聿明率领部队经过北平时，匆匆地见了傅作义一面。彼时，国民党已经到了希望渺茫的时候。

杜聿明对国民党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十分迷茫忧虑，心情沉重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

从杜聿明的话里，可以明白东北野战军的战力，以及国民党军对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的惊慌。

到这里为止，不难看出，东北野战军100万人入关，一定会给蒋介石造成不小的心理震撼，也会深深地加剧国民党军的动摇和混乱。

当时，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和杜聿明集团分别盘踞于华北、华中两大地区，像两颗碍眼的钉子一样，插在长江以北。辽沈战役结束后，毛主席着眼全国战局，决定接下来要将这两大集团彻底消灭。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了。傅作义调出60多万兵力，驻防在塘沽到河北张家口一带。

当时，国民党军除了后方部队，一共有6大集团，分别是沈阳、北平、徐州、汉口、西安、太原。

在不久前，沈阳集团已经被我军彻底铲除。11月中旬，徐州集团在我军的猛追猛打下，也已经出现“崩溃”的迹象。

这时候，毛主席准确地推断出：在这样的情形下，蒋介石势必会命傅作义向南转移，以躲避将要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并增援长江以南的国民党军。

11月15日，毛主席给东北野战军各位负责人发电：“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向绥远。”

事情果真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蒋介石想要傅作义向南发展。

此时，美国、蒋介石、傅作义三方已经到了貌合神离的地步，相互都不是一条心了，而是各怀心思，明争暗斗。

蒋介石心里所有的算盘拨得噼啪响。他命令傅作义向南转移，用意是让傅作义加强长江以南的军事力量。

表面上，蒋介石的命令是合乎当时国民党形势的。但事实上，这个命令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一旦傅作义离开“老巢”，蒋介石就会马上夺过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彻底拔除傅作义的势力。

傅作义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对蒋介石的意图非常明了，并计划向西调动。

虽然在这件事上，美国方面的想法和蒋介石一样，也让傅作义向南发展，但他们这样主张，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并不表示他们和蒋介石齐心，傅作义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美国、蒋介石、傅作义三方各自耍着心眼，离心离德的时候，毛主席审时度势地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根据1949年傅作义起义后说过的一番话，可以发现毛主席这时候采取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明智。1949年，傅作义起义后，曾对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部队起码得有数个月的休息，以恢复元气。但是，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11月16日，毛主席命令东北野战军尽快入关，不给傅作义向南推进的机会，更不准他向西窜去。到这里，毛主席做了平津战役的第一个部署。

部署的具体方案是：

一，当时，国民党军想当然的认为，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需要休息、整顿、补充装备，起码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才会向关内进击。毛主席正是抓住敌人这一心理错觉，出敌人之不意，要求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日夜兼程，尽快入关。

收到毛主席的指示，辽沈战役收官后只不过十几天，东北野战军立即分成四拨人马，悄悄入关，他们的任务是堵住傅作义从海上逃窜的交通干道。

二，毛主席指示华北军区部队扼制住敌人西撤的咽喉。

三，毛主席指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把淮海战役打得慢一些，就算可以快速打败敌军，也不要那么快就打败，而且要装得打得很吃力。

毛主席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淮海战场和平津战场共同“演”一出戏，以此来挟持、迷惑傅作义，使傅作义以为淮海战场没有大碍，因而不考虑南下增援。而在我军将傅作义部包围地固若金汤时，再加快淮海战役的进程，将淮海战场上的敌人清扫一空。

后来，东北野战军在入关的路上快马加鞭地赶来，华北军区部队则在靠近傅作义部的柴沟堡、涿鹿将敌人团团围住。

此时，毛主席采取的策略是：

北平的东面，只侦察敌人动静，但不实施包围，以防敌人畏惧；

北平的西面，将敌人包围但候守不动。在全部人马集齐后，再将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家口全部包围。

毛主席之所以决定“打西再打东”，是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东面，傅作义集团在西面。

在西面：当时，傅作义手中最强的一支队伍，也就是他的劲旅、王牌35军驻扎在北平。

为了铲除35军，毛主席定下了一条妙计。为什么说毛主席这条计策是妙计呢？那是因为他又摸透了敌人的心思，算出了傅作义的想法。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毛主席觉得，要想消灭35军，必须引它出“老巢”。因此，毛主席要求我军向张家口发起攻势，但只缠住敌军，不将其清剿，诱使傅作义派35军支援，等到傅作义主力部队涌来的时候，不用拦截，任由他们赶往张家口支援，但当他们调转头要回去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拦住他们的去路，绝对不能让他们再回到北平。在他们回北平的途中，将其一举歼灭。

毛主席之所以制定这条计策，是因为他推断，张家口一旦燃起炮火，傅作义一定会派35军支援。后来，傅作义的行动，与毛主席的推断完全吻合。

11月29日，杨成武率领的第三兵团攻打张家口。至此，平津战役打响。

张家口的炮火一响，傅作义果然派出了35军。35军一离开北平，杨成武即刻堵截住平绥路，将他们回北平的路堵得严丝合缝。

傅作义回过味来，意识到大事不妙，立即通知35军按原路返回，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最终，我军在新保安将35军团团围住。

12月5日，东北野战军抵达密云。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合力，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地形成包围之势，将傅作义部围得严严实实。

至此，我军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对傅作义部的包围任务。

傅作义部被包围得如铁桶一般，傅作义惊恐万状。在这样的困境中，他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并派人与我军进行了初次谈判。

1964年，刘亚楼回忆了傅作义在初次谈判时的想法和要求，他说：

这时和傅作义谈判，要他投降，他不干，提出条件是要先给他地位做什么官。我们提出无条件，你立多大功给多大官，他还不干。我们告诉他明天要打什么地方，他不信。我们并且告诉他明天早上7点攻击，请他通知他的部队。后来打了三个地方，他才信。再告诉他明天要打张家口，他相信了。这时毛主席说，等他出城后再消灭他。果然，在攻击的头一天他就跑了，他一离开工事就更好打了。

当时，傅作义的部队想打打不过，想走没有路，想作困兽之斗，就只会被打得更惨。之后，我军奋力狙击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傅作义的35军、104军、16军都被彻底消灭，共消灭5.4万人。

至此，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被摧毁，他的斗志也几乎要丧失了。

这时候，傅作义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他还残存着一丝挣扎、一丝侥幸，并没有在心里彻底缴械“投降”，在谈判的过程中始终犹犹豫豫。

在东面：当时，东北野战军一到关内就将塘沽团团围住。驻守塘沽的国民党军大概是5万，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大概是13万，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大概是20万。

一开始，毛主席本来打算攻打海港，但经过仔细勘察和鉴定后，发现塘沽附近分布着大量的盐田。而当时恰逢冷冬时节，盐田并不适合行军打仗布阵。

天津塘沽防守司令侯镜如察觉到我军把目标对准了他们，专门差遣了一位人员过来，转达了他的话：“你们没有海军，消灭不了我，我的司令部在船上，打得差不多我就坐船走了。”

这番话看似有一种“严厉警告”的意味，但背后却透露出一种明显胆怯的感觉。事实上，塘沽的国民党军非常害怕我军向他们发起进攻。

这种没有任何威力的警告并不会对我军后续的行动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在认真考虑了地形等因素后，毛主席果断地取消了攻打海港的计划，只实施了包围。

在确定先不打塘沽后，摆在我军面前的攻击目标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北平，一个是天津。

北平历史悠久，文化古迹繁多，地位非比寻常。倘若向北平发起进攻，弊端会很多。但是，傅作义在谈判桌上还没有“投降”，谈判没有效果，只能在战场上见真章，这件事必须速战速决。

为了彻底粉碎傅作义的痴心妄想，使他意识到“投降”是他现在最好的出路，毛主席做出了攻打天津的决策。

1949年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发起攻势，只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就成功解放天津。

拿下天津后，我军逮捕了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毛主席作出指示，派一辆汽车载着陈长捷到北平边上去见傅作义，同时通知傅作义派一位代表与陈长捷见面。

陈长捷到后，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会见了他。陈长捷对邓宝珊说，立即向傅作义汇报，别硬扛了，天津已经撑不住了。

1月17日，塘沽解放。

事实上，天津、塘沽相继解放后，傅作义的意志被我军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一点点瓦解。他明白：解放军是勇猛无畏、不可阻挡的英雄之师，他再做无谓的挣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此时，陈长捷的一番话，就像最后一棵稻草，将傅作义的心理防线彻底击破，傅作义在心里“投降”了。

1月下旬，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当时，傅作义还有一个大本营绥远，绥远驻守着一个军的兵力，我军还没有对绥远采取任何行动。

傅作义起义后，1月22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匆匆赶到北平，来见傅作义。

一见面，董其武就着急地问：“北平和平解决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傅作义回答：“绥远的问题你不要着急，等我见到了毛泽东之后再定吧。”

董其武一脸担忧地说：“我多年一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的！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说：“你放心吧。你回去给大家讲明道理，认真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此刻，傅作义对绥远问题忧心忡忡，十分担心解放军攻打绥远。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部队面临溃散覆灭的命运。这件事，成为他心里的一块石头。

2月22日，在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傅作义离开北平，登上飞往石家庄的飞机，接受毛主席的会见。

见到毛主席后，傅作义试探地问毛主席对绥远的打算：“这个部队也把它打掉？”毛主席说：“你那么多部队都搞掉了，你不痛心。”

这一次，毛主席又摸透了傅作义的心思。傅作义感到自己的心被毛主席透视了，也听出毛主席决定对绥远“网开一面”，眼泪唰地下来了。

后来，绥远的傅作义部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对于毛主席的做法，傅作义万分感动。

不久后，傅作义辞别毛主席，回到北平。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整个人神清气爽。李克农这样说：“毛主席一席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在整个平津战役中，毛主席用战场决战的方式拿下了天津，用和平的方式解放了北平，用特别的方式解放了绥远，将傅作义收服的心服口服。

在这场战役中，毛主席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谋略、统战艺术。了解了这场战役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深刻地理解刘亚楼对毛主席的敬服之情了......

参考资料：

《刘亚楼谈平津战役》：《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02期。